回想起来也是颇为有趣的，李开复作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时成绩卓著，但除了这个圈子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知此人（记得当时还很流行把李开复和时任微软中国总裁的唐骏相比，当然结论是在贬唐而扬李，这也就是我说他俩之间关系微妙的一个原因）；直到2005年时李开复跳槽到Google，被微软起诉，中国民众此开始关注此人。不知是否有意为之，自此开始李开复变成了Google中国的名片，成了兼职的企业形象代言人。因而这次跳槽是一笔双赢的买卖——当然微软是在旁边干瞪眼儿的——Google得到了一个公众焦点的企业形象代言人，而李开复也借着两家公司的名气扩大了自己的名气。在这之后Google和李也是互相利用双方的品牌效应。但正如洪波所讲，这Google的企业品牌与李的品牌并不相符，而这种先天不足也成为日后Google在与百度的争夺战中失利的一个内因。

李开复作为公关策略的一张主打牌，采取的是关心大学生和公众事业的道路——例如开复学习网，例如“益满中华”等等。他好为人师，频频向中国大学生们写公开信。固然这可能是他的性格与志趣使然，至少在客观上这成为了Google的一种营销与宣传。然而作为跨国企业，有着本已高高在上的企业形象，在本地市场是玩不转“人师”形象的。作为留美派、作为世界巨头的高层人物，李开复所作的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诫，只能是打着草根的旗号，却脱不了精英主义的架子。更糟糕的是，李开复所重视的大学生市场已是Google占领的地盘；它的对手百度，却占据了没有众多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市场——Google对于他们来说太精英化，而李开复的“亲大学生”路线又把他们往百度怀里推了一把，简直是让李彦宏乐不可支。从这点来看，李开复的营销意识不强，或者说他没有把自己的梦想和公司的具体拓展策略结合好。

李开复跳槽的轨迹看起来几乎是一条“奔向自由”的道路。根据他自己的描述：苹果是一种帝国式的层次结构，创业由公司高层拍板决定；微软是一种航母式的大协作结构，众多人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作品；而Google则是大规模的分散结构，几个人开发一个产品。有消息说他会去VC，也有消息说他会创业。无论怎样，新的结构必然是更分散、更自由的协作结构。不知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他一直以来的追求。如果这是他的一贯追求，这种留美派的精英式自由主义恰恰是他留在中国市场的软肋。作为不能进入公司的普通用户，我只能从使用体验上来判断。微软在政府公关方面确实要比Google做得高明许多——在李开复领导下的Google中国公关一直放不下精英的架子，不能与政府的有效沟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Google的产品在中国大陆被封禁的时间比微软的同类产品多许多，毫不夸张地说Google在中国大陆正面临着被全面封锁的厄运。可以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央视“色情门”事件，Google才开始正式研究中国市场在这方面的特殊性问题。政策与政治环境作为市场环境的重要一环，在Google的本地化战略里出现缺失，不得不说肩负本地化使命的李开复当负其责。当然这可能取决于公司管理架构甚至是技术分布架构，与李开复本人无关，但倘若如此，又说明李开复在这个问题未能与本部进行有效沟通，甚至可以说是高层经理的一种失职。

唐骏说，李开复的前两年只能打60分，后两年因为对Google中国做了转型，可以打80分。在后两年里，Google开始正面百度的挑战，开始接近草根阶层。从“谷歌”的命名、谷歌输入法，到g.cn域名的启用、谷歌音乐的发布，李开复的确带领Google中国进行了不少有益甚至是颇有成效的尝试。从态势来看，李开复的谷歌中国已向李彦宏的百度全面开战，但是目前来看战果寥寥无几。所有的尝试都还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还没去掉大洋彼岸的洋味儿。我认为，谷歌的一些战略性收购倒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像联合利华收购中华牙膏品牌那样。但从目前谷歌的战略收购还局限在用户群和访问量的角度，对品牌的考量尚不充足。联手合作推出产品亦是一条解决之道，例如天涯和谷歌中国联手推出的天涯问答，但就像月光博客分析的那样，谷歌还延续着一贯的精英式的西方绅士风格。在李开复离职后，谷歌中国的重点应当放在如何提高已有产品的本地化程度上，而不是继续开辟新战线；应该尽快树立一两个带头性的本地化产品（我很看好谷歌输入法和谷歌音乐），并且尽快使一些收购和联袂产生生产力。谷歌学习的榜样应该是联合利华、宝洁，而不是IBM、Sony。互联网搜索是所有参与人的商业过程，而不是少数精英才可以使用的奢侈品，因此不宜采用cream-skimming式的营销方式。

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谷歌，尤其是谷歌中国，已不需要一个技术领袖，而需要一个做营销搞渠道的高手，需要一个土生土长的了解中国市场环境的本土派，需要一个贴近潜在市场的草根英雄。无疑李开复已经不符合要求。虽然此时盖棺定论尚早，但可以确定的是李开复成功地在中国民众心里设立了一个技术流的Google形象，而这虽然不是恰当的市场策略，却也奠定了谷歌品牌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品质。这在事实上为继任者的品牌营销铺好了路基。目前的消息是，刘允将成为李开复的继任者。从过去经历来看，刘允是一个颇擅长于营销的管理人员，他的表现值得期待。他目前尚未成为公众人物，在未来宣传受众那里还是一张白纸，可以随心所欲做文章，这也算是他的一个优势。

另外，李开复离职后的去向，一说是做专注于年轻人创业的VC，一说是自己创业。无论如何，这种消息可能会重新刺激徘徊在低迷的就业市场中的大学生，一波新的创业浪潮是否会因而产生值得继续关注。

引发我这一想法的是谷歌新近推出的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正如谷歌的多数产品一样，它也是免费提供使用的。然而有些人却觉得不公平：

This service is a total and indecent RIP-OFF! The Google guys will use cost-free translation memories and glossaries to perfect a product that will bring direct or indirect income to them. I, as a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am truly appalled.

（多谢raptium挖掘，引用他的翻译：翻译的成果竟然给 Google 使用下三滥手段偷了去，然后用来制造翻译产品并从中直接或间接牟利，作为一个专业的翻译，我，感到相当震惊！）

Web 2.0时代下发扬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贡献者，同时也是获益者。在这个过程中，智慧以及智慧创造的价值分配给了每一个参与者（至少在理论上），而并没有所谓的“剩余价值”。然而在上面的谷歌问题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集中式的结构，使某一个参与者（即谷歌公司）获得了所有人的劳动成果，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分配给其他的参与者（即谷歌的用户）。虽然谷歌在这之中贡献了资金、技术等等要素，但创造的价值没有自由的流动，这便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垄断危险。这就是我所说的免费与自由之辩。

用户的贡献可以分为主动与被动两种。主动的就如Google Translator Toolkit中用户主动添加信息这样；而被动则相对隐蔽，比如谷歌搜集用户对于某一关键词的点击习惯，优化之后的用户体验。对于被动的贡献，用户投入的精力比较少，单项劳动成果又不明显，因而通过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协议也许可以协调解决。然而主动贡献却涉及到授权问题，如被平台提供方控制，后果很有可能是贡献者成为了强大的商业机构的免费劳动力。

那么应该由谁来负责提供平台呢？维基百科的运作模式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为健康的。由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来运作整套价值交换平台，而它的资金、人员与政府、商业机构脱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劳动价值的自由共享，尽可能地实现自由。

来自Twitter首页的消息：

We will be down for one hour of planned maintenance starting at 8p Pacific Friday.

记得几年前报纸还曾如探奇般报道某东北网络明星要求社会称呼其为艺术家。艺术家则更不要说，成为了明星少不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络的功劳。

我窃以为两者本没有抵触的地方——成“家”者，虽未必是独占某一某二领域鳌头之佼佼者，然究竟还应当是行业里领军的那一小撮。人至于此，没有不出名的，便在芸芸众人眼中明亮如明星，是为明星。然而可耻的是一些人出了些名，自以为足够明亮而强涨着胆子要更名正号为艺术家，或更有甚者则坚信己之言己之行已足够 艺术可至一域之极、之家。然可怕的却是众人里溢去了个人判断的理性与个人思考的时空，多数人成了被推搡着看热闹，和他人之喝彩，应他人之评批，认准了他人 眼中明亮的星定是自己眼中艺术之代表。

明星们抢着要缠上一层高雅的裹脚布，而艺术家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唯求名之远扬。生于名利场，名利二字自为场中万物之本，又为自己苦痛之根。就是冒了苦痛，这些艺术家们也望图乞得一个不错的名号。

想来中国人一向偏爱不阿权贵、不入世俗、清高孑傲之文人；像佛罗伦萨美第奇时代的那些艺术大师们的所做怕是为传统中国人所不耻的。既然如此，何妨重新定义 这两个混杂交织的词：“艺术家”攻于艺术，而“明星”则长于名气，无相犯，亦无相抵触。明星须知己之名气与艺术之成就无关，而艺术家亦应分辨己之艺术天赋 并未暗示另有天赋于名气——专心做好本职方乃正业，他物若可则为之，不可亦无需勉强。

有次听某美国世界五百强企业员工午餐时闲谈，谈到一个故事——这家公司的一台重要设备一次在将近下午五点时罢工了。生产这机器的正是德国某著名电子企业。于是先前那家公司老板就叫手下打电话给德国的这家公司。谁知道那边说，现在已经将近五点了，我们要下班了；明天再修。这老板听了火冒三丈，心说我们这还要加班，你们下班倒还真准时。

这则小故事当然也纯属个例，不过里面多多少少折射出了一些企业文化的差异。美国公司多崇尚更为灵活、富有激情的个体竞争模式（当然也多多少少反映了自由主义的一些思想内涵——这要放到以后再讨论），而欧洲公司，尤其是德国公司，以严谨以至死板著称。虽说在完成工作时一丝不苟，但却难发挥出人的最大潜能。

说回谷歌开发者日。前前后后光是回复书、确认函就有三、四封，快到了更是有电话督促着。本因为上班想翘掉这活动的我，甚至也动了请假去看看的心思。我倒是认为，这里面更多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态度，一种很多不大成功的公司都或多或少有所缺乏的认真细致的态度。

这个世界很浮躁，因为钱是流动的——人不浮起来，便跟不上钱的流动。于是鲜有人再坐下来仔仔细细想件事、做件事。谷歌越发成熟了，便越发明白踏踏实实走几个来回的重要性了。

看起来是滚轮的某个机关断掉了。本想打开鼠标把滚轮取出来，最起码这鼠标的左右两键和光学定位器还都能用；然而找了一圈却没有看到个螺丝眼，看来是“神风队”的风格——一次性封装，厂家就是让你不要想再赐予它一次生命了。

这鼠标是个赠品，一起来的还有一个USB HUB、一个USB/PS2转换器，而那HUB原本就是不能用的。从质检标签上看，这鼠标是2006年1月QC PASSED的；而我只是从9月初开始用了三个月而已。

典型的笔记本用鼠标，设计得中规中矩，通体透明的壳体，显得还是颇为精致的。鼠标按键手感也还不错。虽然所有人看到我的鼠标都惊诧一个身高193厘米的北方成年男性怎么握得住这样别致小巧的小老鼠，但必须得承认我很快就习惯了握着它而且也并不感到不舒适。

最近要复习UGA2190的final，而手头的复习资料又无不是PPT笔记与PDF文档，数量太多不便打印，而一个鼠标滚轮似乎确实是很有用的。除却它在此时脱逃战线这一点，我并无对它不满。毕竟是赠品，毕竟没有商标，毕竟谁也没有保证过它的质量。而事实证明它的质量也没有超乎我的想象。

这样相比起来，这只小耗子就是要比家里那两只连在台式机上的大耗子要好些的。其中一只是我花了三位数的人民币（当然百位是1）从中关村请回来的某品牌正品贵族鼠（熟悉我计算机方面喜好的人大概是知道我最信赖的鼠标品牌的），而用了大概也就只有一年，耗子的左耳朵就变蔫了——左键按不下去了。于是又从中关村领回家一只贴Lenovo品牌的号称正品的耗子。用小脚趾就能想出这是假货，或者说是冒牌货；而我当时恐怕从头到脚都在大瞌睡，竟然为它花了两位数的人民币（显然十位不是1）。回家再睁眼仔细看看便知道自己上当了，等到连上Lenovo的网站才发现，那鼠标的型号竟然是Lenovo某款家用PC的。后来便想，为什么不管那鼠标叫MacBook，也许还可以贴个Apple的牌。不过到现在为止据说它还在乖乖地在桌上左吱吱右吱吱，还算差强人意。

我发誓我并非老鼠杀手，当然更无须证明我不是猫。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想买一个鼠标，现在恐怕都不知道到底该买谁了。外国大品牌？不也是Made In China？中国大品牌？就不怕贴牌吗？看来还是只能用明目张胆的杂牌、冒牌以至没牌货了——价格低廉，运气好的时候说不好还能捡到个小便宜；至于坏了，大不了再领回家来一只。

只是可怜我的赠品小耗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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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向上，坚定地向上，向着那金色的阳光、洁白的云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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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面前是两条路。而远远地在那地平线后面，也许却只有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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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无论旭日或是夕阳，灿烂的光辉总会给黯淡的天空抹上壮丽的色彩。岂须计较究竟是何时，无悔的燃烧才是勇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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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橡木未必在原野上挺拔。命运既定，尽我所能，就是在陡峭的山岩上也能撒播绿色的生机。